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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需要面对的民意

发布时间:2013-04-07 14:51    作者:    点击:

在民主旗帜高高飘扬的时代,民意对司法的影响自不待言。但是,与司法相互纠缠的民意到底是什么?……事实上,司法需要面对的民意并不是一个显而易见、质地均匀、固定不变的事物。相反,民意是分裂的,甚至是破碎的

很多论著都讨论过“司法与民意”这个主题。在民主旗帜高高飘扬的时代,民意对司法的影响自不待言。但是,与司法相互纠缠的民意到底是什么?在民意的内部,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这样一些问题,却受到了不应有的忽略。事实上,司法需要面对的民意并不是一个显而易见、质地均匀、固定不变的事物。相反,民意是分裂的,甚至是破碎的。
  从“民”的范围大小来看,在多数案件中,法官需要面对的“民意”其实只限于案件的当事人、参与人,以及他们所牵连的利害关系人。全国法院系统每天处理的成千上万的案件中,大部分案件,甚至是绝大部分案件,其实都只有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才会在意、关心。社会公众并不关心法院里每天进进出出的当事人。当事人的焦虑、利害、得失,通常不会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这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司法需要面对的民意,其实就是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意见、看法。不过,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多,甚至屈指可数,但对于法官来说,也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倘若一方当事人对法院的判决不满意,他(她)就会提起上诉、申诉;如果很不满意,他(她)甚至还会信访。然而,法院的判决却很难同时让相互冲突的双方都很满意。如果一方当事人满意了,另一方当事人必然会多多少少的有些失望或不满。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即使是范围很小的民意(亦即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如果也可以称之为“民意”的话),也分裂的、破碎的。
  在实践中,也许正是为了回应这种“小范围的民意”,才刺激了法院系统对于调解结案率的追求。因为通过调解的方式,促使争议双方都做出某些让步,虽然可能间接地损害一方当事人的利益,但它却可以获得一个看得见的收益:防止了“极端不公正感”的滋生。以调解的方式结案,即使是权利相对受损的一方(让步较多的一方),也不会产生“极端不公正”的感觉——因为让步是自己承诺的,即使不太情愿,但毕竟还是答应了。由此可见,在追求调解结案率的背后,有一个重要的推手,那就是对于民意的回应与看重——哪怕民意的范围极小,哪怕它仅仅寄生在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中间。
  法院、法官看重这种“小范围的民意”,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根源:“小范围的民意”有可能引起社会公众、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进而演化成为具有一定轰动效应的当前法学界讨论的“民意”。在一些学者的潜意识里,似乎只有这种以“社会舆论”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民意,才是需要认真对待的民意,才堪称与司法相纠缠的民意。换言之,在当前的法学话语中,“民意”常常被缩减成为全社会的意见或“大范围的民意”。然而,这种“大范围的民意”的产生,本质上是各类媒体传播扩散的结果。而媒体在传播某个案件或某个事件的时候,是有选择性的。一个平淡无奇的常规性案件,通常不会引起媒体的关注;只有那些具有某种新奇性的案件或事件,才可能经过媒体之手而广为人知,当这些案件或事件赢得了广泛的关注之后,才能催生“大范围的民意”,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意对于司法的影响。
  因此,从“民意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引发民意关注的案件,或者说,需要面对“大范围的民意”的案件,一般都是较为新奇的案件或事件。然而,新奇的案件或事件必然会引发相异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评论。因此,较之于上文所说的“小范围的民意”,这种“大范围的民意”必然会呈现出更加破碎的图景。在这种情况下,司法者更应当看重的是民意中的哪一块“碎片”呢?是纸质媒体上的观点?还是网络上的帖子?是街坊茶肆中的议论还是法学研讨会上的声音?而且,任何一种场域中的评论,都不大可能有统一的、一致的声音。此外,还有更多的人,甚至可能是社会上居于中流地位的人,很可能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们的沉默或不置一词,是否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态度?是否也可以看作是民意中的一块“碎片”?他们的态度,与网络“水军”、网络“跟贴人”的态度相比,哪一种态度才是更值得重视的那一块“碎片”?
  在这种碎片化的民意图景面前,司法需要面对的民意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司法者需要优先考虑(不一定是服从)的民意到底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有人可能会提出:在实践中,民意先影响领导,领导再影响司法,因此,上级领导实际上充当了民意的筛选者、过滤者,经过上级领导筛选、过滤的民意,就是司法者应当尊重的民意。——这样的做法,虽然在某些实践过程中能够得到印证,但是,倘若立足于司法者的立场,对民意的筛选、甄别毕竟还是司法者自己的职责。
  从司法过程来看,司法者应当如何甄别多元化的民意呢?我的回答是:法律方法论中的“法律发现”理论,就可以给我们提供方法论上的指引。在国际法上,“法律识别”一般采用“联系最密切原则”。在国内法上,司法过程中的“法律发现”也要挑选与本案“联系最密切”的法律规范。同样的道理,司法过程中的“民意发现”或“民意识别”,似乎也应当选择与本案“联系最密切”的民意。
  经过“民意发现”或“民意识别”过程而筛选出来的某种“民意”,是否可以作为判决的依据?这同样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地作出回答的问题。一方面,选择了民意中的某一块“碎片”,就意味着对其他“碎片”的排斥或遮蔽,在作出司法判决的过程中,是否还需要适当考虑那些被排斥的民意碎片?另一方面,与本案“联系最密切”的民意,是否就是司法判决的方向?在某些西方国家,由于法官、司法所代表的精英取向,司法判决往往还要与民意背道而驰,从而让司法成为遏制民意的一种制度装置。在当代中国,司法虽然没有这样的精英取向,但是,在法律父爱主义的理念下,司法既要满足民众的意愿,但同时也要承担教育民众、引导民众的功能。这种双重的司法功能意味着,法院、法官在民意面前,既要尊重,也要引导;既要充当民意的甄别者、发现者,也要成为民意的塑造者、引领者。 (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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