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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语境下基层法院的舆论应对

发布时间:2016-06-08 14:51    作者:    点击:

(武进法院  张祥龙[1]

【摘要】:司法与舆论是基层法院不得不面对的一对关系,在转型期的中国,基层法院面对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司法与舆论是宪法层次的规定范畴,适当的舆论监督是司法公信力的保障,也是司法权威树立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舆论的不克制,也会使司法与舆论的理性关系受到损害。基层法院采取积极的司法措施合理应对和引导舆论。

【关键词】:基层法院  司法  舆论

一、问题的提出:基层法院的舆论困境

当代中国,人民群众日益民主诉求日益增长,利益表达的途径日益丰富,各级人民法院如何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特别是接受新闻媒体等舆论的监督,是一个国家司法民主的标志。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国家司法权运作的具体过程,新闻媒体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报道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的重要途径;同时,新闻媒体对审判工作进行监督,是促进人民法院改进工作,防止司法腐败的重要措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视察中央电视台时曾明确指出,“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2]

在转型期的中国,各种社会矛盾突出,加之互联网的推动,社会舆论如沉默多年的火山突然找到了出口,呈井喷式样态迸发,呈现出了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来势汹汹、声势浩大、影响力广泛而深入,司法者在应对方面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更大的舆论狂潮和社会冲突;二是缺乏理性,最典型的就是常常将诸如对官员腐败、贫富差距等社会现象的不平作为评价案件的出发点,司法者若一味听取,实际上就等于让个别案件的当事人为普遍的社会矛盾买单,这显然也有违公平与公正的司法基本原则。[3]2002年的刘涌案始,任何可能撩拨或挑战公众正义感的案例,都会在网络上形成声势浩大的舆论,继而传导至现实,给法院带来巨大压力,并往往改变案件的走向,影响司法的最终裁决。近以来的“天价逃费案”、“李庄漏罪案”、“药家鑫案”、“高晓松案”、“李昌奎案”、“吴英案”等更是将舆论与司法之间的紧张关系集中而清晰地展现出来。[4]

基层人民法院作为司法的第一线,更是与舆论紧密相连,司法审判活动在舆论监督的交织下,其困境更加明显和突出。2006年南京鼓楼区法院“彭宇案”的发生和判决就是一起典型的基层法院面对舆论压力的案件,虽然该案以二审和解为最终结局,但不难看出在互联网时代基层法院的舆论压力是非常巨大和现实的。面对舆论的压力困境,基层法院如何正确的使用审判权,维护个案公正和社会善良规则,已经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问题的解读:司法与舆论的理性逻辑

(一)宪法层次司法与舆论的统一

舆论监督在我国是一种宪法权利。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条规定:“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批评和建议权”。这两条规定,确立了舆论监督的宪法地位。而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5]作为一项现代法治国家所普遍确立和认同的基本法律原则。《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很多学者正是基于这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宪法规定得出司法与舆论之间矛盾的结论。[6]

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是要通过强调法官的人格独立,来防止法官受到行政权力或其他社会力量的干涉而丧失中立的立场,违背自己的良知和理性,沦为强权工具。因此,将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理解为法官不能受到包括社会舆论在内的任何法庭外因素的影响,这是对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的误读。如果对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作此理解,那么自然会得出司法与舆论天然矛盾的结论。其实,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与舆论监督都是宪法层次的规定范畴,宪法设计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舆论监督权都是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利的一种方式,二者并不存在当然的冲突,相反更是宪法权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下舆论给予司法的压力表现并不是因为二者的天然矛盾,其根本原因在于审判权独立行使并未落实到制度层面,舆论监督也并未有制度约束,在审判权独立行使缺乏的基础上,舆论的压力更容易突破司法的防线,成为“媒体审判”。在笔者看来,适度的舆论监督甚至可以推动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基层法院的司法与舆论需要更为统一的结合,使宪法权利更好的实现在个案之中。

(二)舆论监督是保障司法公信力的良方

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必须被制约和监督,否则必然会侵害公民的正当权益,司法权作为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概莫能外。舆论监督通常借助于媒体传播的广泛性、公开性和及时性,通过揭露、批评等手段聚集人们的注意力,造成舆论强势,从而迫使被监督者接受社会规范。这是一种十分重要和有效的监督机制。舆论监督在司法活动中的作用,往往是通过对案件的相关报道、讨论来实现的,这就需要司法的公开化运行。

权力必须在阳光下运行才能防止其腐化,司法的公开性是司法公正实现的前提,舆论的关注可大大减少其暗箱操作的几率,使得司法腐败难以遁形。司法公正要求司法者具有坚定的信仰和崇高的品质,以及对于法律知识的精确掌握,然而在现实中,这种理想化的要求很难得到满足,司法者是人,而不是蒙着眼的正义女神;尤其在我国,法制建设起步较晚,司法者的素质与那些法制相对完善的国家存在不小差距。司法者既可能因为自身的法律素养不足而使得司法不公的现象出现,也可能滥用权力使得司法成为为自己、一方当事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手段。有了舆论的参与,一方面,司法者内心上会更加谨慎小心,减少因为疏忽而犯下错误,也会因为舆论关注到更多方面的因素,兼听则明;另一方面,滥用职权被发现的风险也会增加,给那些恶意的司法者造成威慑力。

尤其在当前中国由于种种因素的叠加,司法的公信力受到了多重的挑战和质疑,甚至基层一线的法官也受不到应有的尊重[7],舆论的介入监督对司法的公开透明具有重要的作用,也是司法公信力得以确立的有效良方。司法审判不应拒绝舆论,应该以坦诚布公的态度包容舆论的批评和监督,只有司法得到人民的认同,司法权威才会树立,司法的公众导向作用才会得以实现。

(三)司法语境下舆论的理性克制

虽然舆论监督对司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舆论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主流舆论并不会直接显现出来,舆论的开放性也成为其影响司法的重要方面。尤其是在网络时代,传统媒体已经不是舆论的主角,普通民众越来越参与到舆论之中。微博、论坛、QQ等方式对于现阶段的司法应对舆论提出了新的课题。[8]

舆论监督司法主要有几个方式:一是对立案前的披露。在案件移送到法院审之前对案件的起因、过程、事件的真相等进行报道,使公众在审判前了解案件的真相。此时新闻报道所针对的是案件本身,并非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二是对庭审过程的报道。公开审判的标志就是允许公众旁听庭审,允许新闻单位对审判过程进行采访报道。公开审判和公开宣判使得审判活动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三是对结案后法律文书的评判。一般认为,新闻媒体对于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书等法律文书,不得随意抨击和评价。但是不得随意抨击和评论不等于不能评论。对生效裁判文书从法理上进行讨论、分析,对裁判文书适用法律是否准确,是否符合社会立法本意进行评议,甚至对裁判文书的文理是否通顺、是否符合逻辑进行评价,应该是允许的。四是对人民法官职务行为的评议。[9]

舆论代表某一群体的民意,然而民意并不总是理性客观的。外界关注一起案件时,并不总是能了解案件相关的方方面面,有的时候可能过于偏重于某一方面的事实或某一方当事人的立场,而不同的群体对于同一个案件所站的立场不同,也必然导致了其看法和论点的差异。尤其是在一些双方当事人社会地位悬殊的案件中,舆论往往不自觉地站在弱势一方的立场上,而忽略了案件本身事实的客观性。[10]

舆论有时无法正确反映民意舆论的表达需要一定的载体,这其中,新闻媒体是最为重要的表达途径,一旦媒体不能站在公众的立场上,反映民意也就无从说起。尤其“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网络时代,由于网络实名制的缺乏,部分“网络暴民”对于事件的真实并没有当然的意识只是在于自己的感情抒发。舆论对司法者的判断造成影响和干扰司法公正要求司法者摒弃外界的一切干扰,仅仅依靠案件事实和法律,从自我内心出发来做出正确的判断。但在现实中,司法者作为一个社会人,必然会与外界有所接触。当舆论对于一个正在办理中的案件热烈讨论的时候,发表的各种意见固然可以给司法者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但如偏向性太过明显的时候,就会干扰其内心思考,影响最终的公正裁定。舆论如果忽略了司法的特性,仅从道德角度来评判案件,就会让人认为司法者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使得民众对法律不再信仰,这对于社会的法治文化构建也具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面对舆论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这也要求司法对于舆论抱有审慎的态度[11],舆论对于司法也应具有理性的克制。对于涉及案件的评论及报道应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之上,对于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应有“无罪推定”的专业素养,对于民事案件的事实报道、法律评价应客观理性,这也是法治文明国家舆论参与者应当具有的理性思维。

三、问题的应对:基层法院司法与舆论的良性互动

(一)赋予基层法院发布限制令权利

限制令(restrictive orders),新闻界则称之为(gag orders)是法院签署的旨在限制某种信息流通的命令。限制令有针对诉讼参与人和针对大众传媒两类。前者旨在限制诉讼参与人向外界泄露有关案情;后者则旨在禁止媒体传播有关信息。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后者的情形。媒体的限制令的范围视法官在具体案件中的需要而定。一般而言,这种范围是相当宽泛的,例如,限制传媒报道某些特定情节,被告供述或预审记录,以及暗示被告可能有罪或无罪的证据材料等。美国在Sheppard案后,限制令成为法官控制审理中案件公开曝光的常用工具。从19661976年间,初审法院大约签署了175个限制令,其中39个直接限制媒体就审理中案件的某些方面进行报道和评论。[12]

在我国,应当赋予基层法院在舆论危及司法公正时可以采取相应的限制措施,其中限制令应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基层法院应当成立舆情预警机制,针对有可能危害司法公正的舆论载体,如传统媒介、论坛管理员、博客维护者等机构或人员,发布限制发表舆论的法律文书。限制的内容可以是名称、时间、评论内容等。这可以有效的阻止微博、论坛以及传统媒体对于司法公正的妨碍,通过司法对舆论直接的法律措施,使舆论的司法界限变得更加清晰,有利于社会治理结构的完善。

(二)设立基层法院新闻发言人制度

在基层法院建立以新闻发言人制度为主的案件信息发布机制,确立在诉讼中由法院统一进行案件信息发布,确保公众知情权和新闻监督权的实现,防止审判活动受到舆论不当干扰。不计方法获取案件素材进行报道这本身就表明现有司法体制内常规化案件信息公布途径的缺失。如果案情及案件进展能够及时向社会通报,也可实现对媒体的引导作用,这反过来又能缓解实践中法院与媒体的紧张关系。2006912日,时任最高院长的肖扬宣布:中国最高院和各高院正式确立两级新闻发布体制[13]

然而笔者认为地方各级法院尤其基层法院恰恰是法院系统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的重点所在,因为大多数疑难、重大案件均由基层法院办理。因此,应在基层法院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将公众误读、误解审判活动的可能降至最低。

同时,新闻发言人的职责不仅仅是针对媒体发布信息,还应收集网络舆论,并通过开设法院微博、电子信箱等形式争取网络舆论的主动权。

(三)能动司法,优化基层法治文化环境

针对基层法院直接面对群众,不应仅仅固守司法审判活动,也应自觉的融入到当地社会发展之中,这也是近年来最高院要求法院能动司法的本意所在。司法与舆论的良性互动,司法权应贯彻能动司法的机制,采取积极的能动措施优化基层法院辖区内的法治文化环境。舆论的正确引导关键在于法治文化的深入发展,良好的社会法治文化环境是舆论理性克制的重要基础。

法治文化建设是一个渐行渐新的实践过程,必须通过不断地培育、升华,逐步实现由偏重法律知识普及到注重法治精神倡导的转变,实现由偏重政府推进到注重政府推进与民间自觉相结合的转变;实现由偏重法制宣传教育到注重法治实践的转变。[14]基层法院应依托地域文化优势,将法治文化建设融入机关文化、社区文化、乡村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等建设之中,努力增强其渗透力和影响力。具体推进乡村和社区法治文化的创建措施包括:法制宣传教育规范化、常态化,“和谐社街”、“和谐家庭”创建工作,“法律明白人”群体创建,辖区法治文化广场(院落、书屋、馆社)、法律学习培训场馆、法制文艺宣传队伍建立健全并开展经常性宣传等活动。通过对辖区内法治文化环境的优化,舆论的理性化更加明显,司法与舆论的良性互动也有了社会文化基础。

(四)完善基层法院审判公开制度

好奇心常常为扑朔迷离的事件所引发,非理性情绪总是被谣言点燃,不满与不信任往往源自信息的劣势地位。归根结底,信息不对称是想象的基础,不可避免的司法过错是谣言产生的温床,人为的信息封锁是引发信任关系破裂的根源。作为司法文明的标志,公开是实现司法正义的必由之途。充分的公开将有助于获得舆论的理解与信赖,更好地融合法律正义与情感正义。当公众能够低成本无障碍地获知绝大多数个案信息时,通过网络关注偶发个案的模式将逐渐丧失吸引力,网络谣言及不当言论也将失去滋生环境。可以设想,一旦司法实现充分公开,网络舆论不当影响司法的现象将渐趋式微。

基层法院应当继续推进审判公开制度,包括已有的案件信息查询系统、庭审网络直播、裁决文书网络公开等、判后答疑、新闻发布、新闻手册与审判白皮书、公众开放日、人大代表旁听等。这些创新举措的逐步落实,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众对司法不公的焦虑,增强了对司法的理解和认同,有助于司法公信力的构建。

同时,基层法院还应加大心证公开的力度,也即裁判说理的规范。南京“彭宇案”的重要教训就是判决书的心证公开并不详细透明,导致公众的错误理解。基层法院的法官不仅仅承担着个案公正正义的实现任务,更为重要的是使社会规则导向善良公正。心证公开是舆论监督能更好的剖析和理解司法的特点,使一般群众能更好的理解法律规则,并自觉在今后的社会实践中遵守它,这也是司法与舆论良性互动的真谛所在。

四、结语

在当今舆论汹涌的年代,基层法院应当在司法与舆论之间保持应有的理性,努力使司法与舆论回归正常的逻辑理性。司法与舆论是宪法层次的权利范畴,适当的舆论监督是司法公信力的保障,也是司法权威树立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舆论的不克制,也会使司法与舆论的理性关系受到损害。近年来,多起“媒体审判”的案例使我们深思这一关系。基层法院在中国司法语境下具有重要的实践地位,更是处于司法与舆论关系的最前沿。基层法院应保持理性的司法逻辑来正确应对舆论、引导舆论,只有司法与舆论的良性互动才能使基层的社会治理更加和谐繁荣。

 



[1] 作者简介:张祥龙,武进法院横林法庭

[2] 国务院总理朱鎔基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记者座谈时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981023

[3] 徐骏:《司法应对网络舆论的理念与策略》,载《法学》201112期。

[4] 司法与舆论的紧张关系一直是学界讨论的重要课题,司法与舆论似乎有着不可统一的矛盾。即使在一向崇尚新闻自由的美国,法庭为维护正当程序而一直对新闻媒介抱有极大的警惕心理。美国在刑事司法中一般采用陪审团制度,由于陪审团成员并非经受严格训练的职业法官,为确保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所规定的“公正的陪审团”,陪审团成员被严密地与外界隔离,以防止在决定被告有罪或无罪时受到法庭外的力量影响。我国最高院副院长景汉朝在20091013《人民法院报》撰文所指出的:“传媒监督和独立审判是一对天然的矛盾,近年来,传媒监督忽视司法的特性和规律,‘越位’现象比较突出,而有些司法机关

和司法工作人员在思想上对传媒监督还有一种抵触情绪“。

[5] 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是我国宪法表述,很多文章讨论的是司法独立于舆论监督之间的关系,其实我国法律概念中并没有确立司法独立原则,二者之间的含义是差之甚远,故本文一律采用的是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表述。

[6] 刘元锋:《刍议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从中美比较法角度研究》,载《法商论丛》2007年第1期。

[7] 司法公信力,就是民众对司法的内心认同、信服和信任,是司法作为一种国家公权力所具有的赢得社会公众信任和信赖的能力。司法公信力在法治时代有重要意义,关系到司法权威及司法作用的发挥,是建构法治社会的前提,是实现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需要。以整个社会来说,司法公信力还远没有达到其应有的高度,司法公信力偏低的原因是:司法地方化、法官的大众化、行政化的人治管理模式、非程序化、社会的民主化、沟通不畅,各说各话、及司法存在少数腐败现象,使得人们对通过法律谋求社会正义的愿望的实现受到阻碍,从而导致了对司法信仰的失落。

[8]网络新媒体的出现使信息的传播更加迅速和便捷,能够在短时间内发生信息的聚合并对案件产生巨大影响,话语权从精英手中扩散到普通公众手中,产生了传播学中所称的“新意见阶层”。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调查,截至20091230,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84亿人,普及率达到28.9%,网民规模较2008年底增长8600万人,年增长率为28.9%2009年以来,从“躲猫猫事件”到“王帅案”,从“邓玉娇案”到“杭州飙车案”,无不说明了在矛盾凸显的社会转型期,网络时代的舆论对司法案件的巨大影响。这些事件及其影响表明,当下中国的司法恰逢公共领域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双重变奏,舆论与司法的生态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参见吴启铮:《网络时代的舆论与司法——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为视角》,载《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2期。

[9] 罗哲:《加强新闻舆论监督与促进公正司法的法理视野》,载《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10] 张鑫铃:《寻找对立统一的平衡点——摆正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载《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11] 20091 22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的颁布也反应出了司法对于舆论的审慎态度。

[12] 必须强调的是,在美国法院颁布“司法限制令”具有严格的条件:首先,必须存在对公正审判“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其次,必须没有其他可供替代的有效办法;最后,这种事先约束的办法必须是有效的。参见侯健:《传媒与司法的冲突及其调整——美国有关法律实践评述》,载《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1期。

[13] 参见人民网,http//legal.people.com.cn/GB/42735/4809036.html.2012510阅。

[14] 王发新:《法治宣传教育中加强基层法治文化建设的理性思考》,载《中国司法》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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