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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错案》看应当如何避免错案

发布时间:2013-07-09 09:32    作者:    点击:

《错案》是法国著名律师勒内·弗洛里奥的著作,该书从一个律师的视角对法国错案形成的原因逐条进行了分析,如:证据确凿,推理错误;法庭被被告欺骗;法庭被文件资料欺骗;法庭被证人欺骗,以及鉴定方面的错误,等等。作者一开始就告诫读者,错案并非只会被那些地位低下的倒霉蛋碰上,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此即“涉讼人假设”。例如,在杜培武冤案中,被告人杜培武曾经是一名警察,却也同样遭受了刑讯,成了冤案受害者,因此,讨论如何避免错案,绝不仅仅是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保护,而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保障。

    定罪量刑权最终掌握在法官手中,从法官的角度看,弗洛里奥律师在书中总结的各种原因可以归结为三类:其一,法官被虚假的证据欺骗;其二,证据确凿,但是法官推理错误;其三,法官容忍证据以外的因素进入了心证。针对法官应当如何避免错案,我认为以下几点建议是有价值的:

    第一,为避免被虚假的证据欺骗,法官在审查证据时,应当严格区分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证据进入法官心证首先必须达到有证据能力的门槛要求;而这些证据是否能够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法官还需要对其证明力进行考查。一方面,通过刑讯逼供获得的口供欠缺证据能力,无论其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法官必须一律排除。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完全真诚却搞错了”的证人,纵使证言在证据能力层面无可指摘,法官仍应在证明力方面多加注意,必须综合全案证据,谨慎判断证言的真实性,再决定是否采纳。例如,在“里昂信使案”中,悲剧主人公勒絮尔克就是因为与真正的罪犯相貌相像,而被证人误认,最终殒命断头台上。这些证人并无伪证的故意,却提供了错误的证言,但假使法官能够对被告人提出的不在场证据详加调查,就不难发现证人的错误,或许此类悲剧就可避免。因此,法官在审查证据时,必须严格把握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反复检视证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这样才能避免自己被错误的证据欺骗。

    第二,在推理过程中,法官必须坚守“法律理性”,杜绝推理错误。《错案》书中告诉我们:“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一个人的判断,和在法庭上对这个人的判断,所产生的印象可能是很不同的。”若用一句话概括,便是法律理性和自然理性有别。法律理性内化于一系列法律原则当中,裁判者遵循这些法律原则,便是尊重法律理性的表现。

    第三,刑事诉讼强调“证据裁判主义”,证据之外的其他因素,均不得进入法官心证,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以舆论为例,它并不属于任何一种法定的证据种类,却频繁影响着司法。此种流弊,必须杜绝。

    现代社会中,舆论继续影响着司法,裁判者往往选择“妥协、折中”的办法试图平衡舆论与证据之间的矛盾:例如,法国的“德塞耶案件”中,裁判者尽管无法确信被告人有罪,却还是担心会被民众咎责,于是从原有的判决上后退了:对本应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判处十年徒刑。显然,法官应当坚持证据裁判主义,坚决抵制舆论的影响。前文已述,法官裁判时必须坚守法律理性。例如,一般民众可能因为被告人过往劣迹斑斑而认定此人有罪,然而作为修习过证据法的职业法官,应当根据“品格证据规则”,不得简单因为被告人的不良品行而作出对其不利的裁判。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已指出,民众作为一个群体往往是缺乏理性的。法律是遵从理性的事业,法官怎可因为人多声高,就有所屈从?不妨听听《错案》一书中的告诫:“公众的舆论不会有什么了不起,任何人也没有权利责问您,而您只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办事。”

    其实,“错案”一词有着十分广阔的含义:它并非只是攸关生死,同样关系于其他非死刑案件中的被告人;它不只关系到法院把无辜之人错判成有罪,也关系到此罪错判成彼罪的情况;它不只局限于案件实体事实的错误,同样也指程序方面存在重大瑕疵;它不仅只着眼于刑事审判阶段,也包括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被超期羁押。要杜绝这林林总总的“错案”,法官要做到的又何止于以上三点?

    弗洛里奥断言:“完全公正的审判是件不易的事情。”至今还没有一种刑事程序可以杜绝错案发生,即使裁判者极度勤勉,也无法杜绝外部因素的欺骗。纵使如此,法官一旦懈怠,后果岂非会更糟?因此,法官仍必须时刻警示自己,防止无辜者被错误地定罪判刑。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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